（总第394期）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2005年7月29日

　　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和谐的道义基础

　　——上海精神文明办召开专题研讨会

　　7月22日，市精神文明办在青浦召开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来自本市理论界的30余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围绕新世纪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成绩、和谐社会对思想道德的要求和上海思想道德建设的亮点、热点、难点与突破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朱贻庭在发言时认为，近几年来在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对伦理规范都有明确的概括，可以说已经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达到“有效性”。为此他建议：1、把道德规范的有效规导纳入管理体系，从而以管理的力量树立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和实效性。2、在全社会确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共识，并落到实处，道德当然以讲义务、责任为特点，但如与权利相脱离，讲义务的人无权利，享受权利的人不讲义务，会导致道德冷漠，世风日下；3、在全社会必须确立是非、善恶评价的基本准则。必须看到，在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世俗化”的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在社会尤其是在一部分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着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思想意识，其影响之大直接造成了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有效性的巨大冲击。必须在教育、文艺、学术、媒体等各种舆论平台，抵制和反对价值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4、重视与优良传统相承接,要特别注重优良的道德传统，也就是正存活于现实民间生活和习俗中的伦理道德传统。如家族主义文化中的一些作为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伦理结构，包括亲情、乡情，还应该重视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民族节日。要通过精选，形成一套能够容纳时代伦理内涵的传统话语，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道德话语系统。他认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作为道德行为主体，都生活在制度框架之中，都在社会关系之中，都是社会矛盾的微观载体，因此说要协调好社会矛盾，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建构包括健康心理与道德意识相统一的健全的“人格”。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在发言时认为，市场关系的发展，使得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动机不仅在事实上获得了解放，而且在伦理上得到了辩护。这就大大地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使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立观念、竞争观念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促进了人们的观念更新。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提出了许多道德建设的难题，其中最为直观的就是假冒伪劣成为公害，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泛滥。这些难题中，有一些是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不适应所造成的，如规则意识的淡漠，法制观念的薄弱；只讲究私人关系而不懂得公共生活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缺乏在公共生活中与陌生人交往所必须的修养和礼貌，只知道在与熟人交往时需要讲究礼貌礼仪礼节，讲究诚信，不知道在与陌生人交往时同样要信守规则，善待他人；不懂得在市场交往中只有信守契约、信守规则才能建立信誉、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等等。因此，市场关系还有待完善，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建立用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规范，来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和公共交往行为，从而建立起一种比较规范的文明有序的契约关系。但如果以为只要建构起完善的契约关系，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那就会陷入市场乌托邦的幻想。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处理契约关系和礼俗关系的时候，理应更加突出礼俗关系的位置。第一、在观念上、指导思想上要注意防止那种一味强调契约关系，听任甚至推进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向非市场领域侵蚀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有的地方有的时候还相当突出。比如有的人主张要把家庭（尤其是夫妻）关系契约化，甚至要纳入立法的内容，还比如将有关公共福利的机构的改革简单地看作是实现市场化，诸如教育产业化，医疗机构市场化，等等。还有人主张按照经济人假设来设计我们的干部制度，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以正视听。第二、关注国家认同，其中包括历史的认同、语言和文字的认同、健康的民俗的认同。克服学校教育和文化传播中轻视自己民族的历史、语言、习俗的不良倾向。改变那种将爱国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将这些根本的文化问题视为微不足道的观念。以此入手对于许多具体的做法（如中小学的双语教学，大量减少历史课程，文理分班等等）重新加以评估。第三、加强礼俗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些机构和载体的道德建设。首先是政府机关。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政府官员的垂范有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巩固和维系作为非市场关系的家庭关系，对家族主义要有一种分析的态度，不能一概否定，要充分发挥家族在家族内部相互帮助、周济困难成员、用优良的家族传统教育后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再次是对于学校、科学研究和人文学术机构、医疗卫生单位等等，本来礼俗关系相当明显，又承担着传承文化传统的重任的特殊部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尤其需要加以重视。在这些单位的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中，要改变已经出现的礼俗关系的传统（如师生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系，同行之间的业缘关系）和人文资源大量流失的局面。还有是城乡社区建设中对于礼俗社会的遗存要精心加以保护。如城市社区的亲密的邻里关系，乡村中的地缘关系等等。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程伟礼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兼备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双重特性的社会伦理概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仅需要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确保社会全体成员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个体美德和精神心理，确保社会的正义秩序能够长期稳定，并从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分享和谐与安宁。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已属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个体美德和精神心理更是艰巨无比的历史使命，所以和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体系不是一项短期行为，不能靠突击完成。他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诚信友爱。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信守承诺，而且是社会市场主体之间的规则诚信，更包括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精诚合作和同情友爱。在这一体系中，政府诚信是关键，企业诚信是核心，个人诚信是基础。从上海城市精神实践层次看，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还包括以下五大板块的思想道德建设：社区建设是城市精神的基础；从政道德即所谓“官德”是公共服务和公共权利的核心；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的根本态度和行为准则；文化精神是城市精神的灵魂；网络道德是媒体传播和现代人际关系的基础。他认为，现行的信任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缺损。第一，人格信任出现了问题，特别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失信事件，不要小看腐败对于社会心理的腐蚀，它极大地破坏了社会信任和社会和谐关系；第二，货币系统的信任制度也出了问题，“三角债”，天经地义的欠债还钱变成了借贷者反而比债主还狠的局面，严峻的债贷倒挂、企业信用和信誉遭到破坏；第三，专家的信任制度也遭受损害，大学招生腐败事件如冰山一角，破坏了教育上的社会公正和正义，破坏了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的机会平等。此外，还有政治道德即所谓“官德”出了问题，文章写得越来越漂亮，话说的越来越好听，可是实际上事情却越来越难办。所有这一切，都对党风、民风、政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严重地腐蚀着人与人、个人与组织、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

　　上海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卫平教授在发言时认为，如果仅仅用近代海派文明来支持当代上海文明的建构，那么当代上海文明就会缺乏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底蕴。所以，只有传统文明与海派文明的互补，才能成功建构既有民族传统又有地域特征的当代上海文明。为此，当前应从三个方面关注传统文明与海派文明的互补。一是人际关系上重群体和谐与重个体界限的互补。传统文明重群体和谐，在人际关系上看到了主题间融洽与合作的重要，但其中存在着排斥个体主体性的弊端，其表现就是否认存在私人权益界限的正当性。海派文明重个体界限，在人际关系上，既有尊重个体选择，维护个人权益的积极方面，又有缺乏个体间关怀、整合，容易为琐事、小事斤斤计较的消极面。二是道德规范上重家庭伦理与重事业伦理的互补。传统文明对家庭伦理的看重贯穿于生活实践，近代海派文明重职业伦理并非偶然。首先，上海市民大都是移民，他们移入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寻生活做”。其次，上海市民的中坚是大大小小的职员。作为企事业中层的职员，要保持现有职位或者向上升迁，唯一的办法就是忠心耿耿地为雇主服务、一丝不苟地执行规章制度、精益求精地提高专业技能的职业伦理。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是文明的两大主要领域，因此将重家庭伦理的传统文明和重职业伦理的海派文明予以互补，对于建构当代上海文明是必需的。三是生活方式上重节俭、悠闲与重时尚、娱乐的互补。在日常生活上，中国传统文明强调节俭。近代海派文明的日常生活方式是追求时尚。重节俭体现了对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的珍惜，也体现了不以物质生活为人生追求的境界。重时尚无疑会刺激消费欲望，容易孳生以高消费为荣的奢华之风。就文化生活方式来说，中国传统文明推崇的是悠闲，近代海派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则以娱乐为主旋律。这种文化生活方式在具有大众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感官化、平面化、图象化带来的浅俗性。因此，重悠闲与重娱乐的互补，将使当代上海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更加健康。

　　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主任黄力之教授认为，思想道德建设在导向上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是一个充分的现实了，我们仍然处于知易行难的处境。假如思想道德建设是卓有成效的，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就不会有那么多。如果把问题归结为我们没有去认真地进行思想道德建设，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当下的文化矛盾缺乏分析与认识，我们只抽象地看到了我们确认的思想道德目标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冲突，而没有意识到我们自身内部就存在着文化矛盾。比方说，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首先是从学校抓起的，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更要在道德准则上塑造一代新人。可是，我们相当多的教育机构事实上在干些什么呢？这样就形成了教育作为文化母机的内在矛盾：它用好的思想道德去教育学生，可是它自己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再如媒体，在重要版面上宣传的是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可是在其他版面上宣传的是解构的思想。美国学者迈伦.马格尼特在谈到美国的社会问题时，提出了“贫穷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的观点。这实际上指认一种文化矛盾的存在：富人不愿意与穷人分享富裕，却在文化上不断地传染穷人，使维持社会所需的正确观念逐渐消退，人的愿望与现实处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于是社会冲突也就愈益增多。中国的问题当然与西方社会有很大不同，但文化矛盾的存在应该说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去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王正平教授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在全社会范围内高度重视公民基础道德建设。在每一社会中，人们对“英雄道德”总是充满敬仰和感动的。然而，社会道德不能只重视“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因为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和普通民众对“英雄道德”常常是敬仰却不想效仿，感动却难以转变为日常的行动。在现实的经济、文化条件下，不可能时时处处以“英雄道德”来要求和衡量自己。与“英雄道德”不同，公民基础道德居于“群众道德”的范畴，体现的是人们一种做人的基本道德义务，是“责任内的美德”，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引导之后可以为不同道德觉悟层次的人们认同、接受和遵守的基础性道德。“英雄道德”常常由少数社会先进分子体现在特定的道德环境中，而“群众道德”则由社会广大民众时时处处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一个社会而言，没有“英雄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就缺乏高度和激情，没有“群众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就失去基础和活力。我国近年来的道德建设实践经验表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能只热衷于“英雄道德”的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教育，而忽视“群众道德”扎扎实实的建设和培育。公民基础道德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基。正是公民基础道德状况决定着我国公众的基本道德面貌，决定社会基本人际关系和秩序是否和谐、文明、有序。

　　东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贺善侃教授、同济大学教授邵龙宝、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周中之、上海师大法政学院院长商红日教授、上海师大哲学系教授吾敬东、上海师大哲学系教授何精华也在会上发了言。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主任朱匡宇到会并讲话。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副主任陈振民主持了会议。